如何定义体育健康传播——基于后社会发展理论//郭晴，等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论文导读
体育健康是指体育促进健康的过程，传播是实现体育促进健康的手段。目前国内体育健康传播研究尚存在套用西方研究范式、对体育与健康传播的关系理解过于局限以及对体育健康实践促进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如何定义体育健康传播”是推进国内体育健康传播研究本土化、建构清晰的认知框架、拓宽研究路径并最终促进民众体育健康活动“生活化参与”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在后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下，从方法论建立、概念澄清到范式辨析三方面对国内体育健康传播研究进行了剖析，最终从社会健康与传播仪式观的视角对体育健康传播做了重新定义。
从全球化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本文首次在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引入了后社会发展理论，为研究者理解体育健康传播概念建立了方法论基础：①多元价值与建构主义为开展体育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前设，即研究者对体育健康传播的价值认识应该是多元的；知识是建构的，我们对体育健康传播的认识水平取决于语境和社会条件；②强调主体性、社会公平、去中心化、参与式发展等体现后社会发展理论的主张契合了体育健康传播的主体泛在性、过程情感化、文化弥散化等特征，这些观点为体育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启发。
借此进一步提出从社会健康的视角观照体育健康与体育健康传播。本文认为，体育健康指的是“通过体育促进个人身心灵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的过程”，具有高情感、低成本与主动参与性等特征，因此，以往以传播传递观为基础搭建的“媒介中心化”与“知-信-行”框架下的健康传播研究与体育健康传播的属性并不适配，对传播传递观进行扬弃不仅是众媒时代传播研究“去媒介中心主义”的外部条件，也是研究者理解体育健康传播概念的内在要求。
综上，本文从传播的仪式观对体育健康传播进行了重新定义：体育健康传播即个体在体育活动中通过体育健康知识、经验和情感的分享，从而实现体育健康文化建构的过程。这一概念定义及其阐发在充分考虑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与体育健康传播特征的同时，体现了后社会发展理论与传播仪式观共同的学术关照，以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以及体育健康传播实践提供理论启示与参考。
第一作者简介
郭晴，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长三角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成都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公共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体育总局舆情顾问，国家体育总局政策咨询项目评审专家，四川省体育局危机应对专家。担任多家学术期刊审稿人，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会员，美国Ithaca College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国际传播、公共关系、体育传播、健康传播。先后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省部级重点和一般项目。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研究成果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本文引用格式
郭晴，黄敬意，黄黎新，等.如何定义体育健康传播——基于后社会发展理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3）：1-11
如何定义体育健康传播——基于后社会发展理论
传播是实现体育促进个人身心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传播研究的目的是促进健康信息的传播、健康行为的采纳和健康文化的形成。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了“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全民健康新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与全球健康观念的发展同步，而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健康发展实践具有观念引领价值。2016年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实现体育工作在健康领域的全领域覆盖提出了明确要求，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提出了“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国家战略发展要求体育必须全面融入健康中国建设之中。
如果将体育对身体健康的促进作用的宣传作为我国体育健康传播的开端，那么新中国体育健康传播的实践始于1950年《新体育》的创刊，毛泽东为该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体育健康宣传口号，此后我国对体育健康的宣传从未停止和中断。从“增强人民体质”到“全民健身”，从“人民的体育”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体育健康传播可能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投入最多、国家最为重视的健康传播实践。然而，我国体育健康传播在研究和实践层面存在以下问题，从而导致体育健康传播存在一定局限性。①国内为数不多的体育健康传播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主要借用了西方健康传播研究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和体育健康的独特性需要学界对体育健康传播的方法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从而为体育健康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逻辑起点。②目前体育界对体育与健康传播关系的理解局限在运动对个体身体健康的影响，导致体育健康传播主要集中在体医融合相关领域，体育健康传播未能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地有效嵌入社会健康生态系统之中。③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知-信-行”认知模式，如探讨体育媒介、新媒体、运动项目特征和人际传播对青少年运动态度及行为的影响以及媒介中心主义取向的研究，是国内体育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路径。从传播效果看，媒介中心主义路径和“知-信-行”认知模式可以对公众的体育健康认知、态度产生积极影响，为其体育行为的形成奠定认识基础，进而促进其短暂的行动，但不能有效形成个体体育健康活动的自主性“生活化”参与。基于此，拓展体育健康传播研究路径显得重要且必要。从发生学看，健康传播最初产生在医疗卫生体系之中，当健康传播与体育结合时，由于缺乏传播学者、体育学者等的参与，体育健康传播的研究实践相对薄弱。
概念是认知的起点，由对事物的认知前提即方法论决定；概念也体现了研究者对概念指称物的理解，进而影响社会对概念指称物的看法；正确定义概念会消除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建构清晰的认知框架，明确事物的意义。体育健康传播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定义体育健康传播的概念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试图从全球化语境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在探讨体育健康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的基础上，明确体育健康传播的概念。在展开论述以前，首先简要确定体育、健康、传播3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体育健康是指体育促进健康的过程，传播是实现体育促进健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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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社会发展理论：理解体育健康传播的方法论
方法论即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理论。方法论决定我们认识事物的路径和方式。因此，用什么概念指称体育促进健康，是运动健康还是体育健康？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方法论指导下去认识中国社会现实，认识体育、体育健康、传播，进而理解体育健康传播？与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健康传播相比，体育健康有哪些特征需要重新审视？采用传播的哪种意义更适合解释体育健康传播？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回答。
1.1 （后）实证主义与文化中心路径：国外体育健康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
体育健康传播属于健康传播的一个分支，西方的体育健康传播研究早于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体育健康传播研究是西方大众传播研究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广义的体育（sport）由于对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涵义的纳入，与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之间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在英文文献中，与体育运动健康相关的关键词有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体育（sport）、锻炼（exercise）和健身（fitness）等。本文采用上述关键词与传播、社会动员等词结合，以WoS的SSCI核心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进行主题检索，并使用HistCite和CiteSpace对近5年在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引用前1 500条文献数据进行共现图谱和聚类图谱分析，结果显示：①在研究问题上，行为、态度研究受到较多关注，效果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处在核心领域。这一现象与西方健康传播研究的研究传统和现状相符。②在研究议题上，肥胖、器官捐献以及与健康信息相联系的媒体宣传、健康行为干预等议题获得了学者相对集中的关注。例如：诺拉·希尔诺宁（Noora Hirvonen）等通过研究芬兰年轻男性在体育锻炼情境下对反馈信息的偏好，为健康促进信息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布莱恩·奎克（Brian Quick）等以健康信念模型（HBM）为基础建立框架，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媒体所发布的涉及“类固醇激素（如睾酮）使用”的体育报道进行了系统考察。③在理论使用上，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信息框架理论为主要理论。据此，与健康传播类似，体育健康传播仍以提升公众健康水平为目的，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其中又以（后）实证主义范式为主流。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信息传播模式的普适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越来越重视文化和地方情境对于健康的影响。发展于21世纪初的“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对于反思主流健康传播理论，促进健康传播学对本土情境的关照有着重要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文化中心路径以底层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印度知识分子对精英主义史观的批判，在CCA研究中底层研究的对象是指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发展研究作为理论来源，采用“结构-主体-文化”的分析框架，以文化取向作为认识论。该研究路径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研究的出发点在于理解边缘群体所经历的健康困境。在实践上，该研究路径致力于与社区民众的合作，核心信息表现出底层（subaltern）健康叙事特征，关注对话、参与与共建，研究目标是促进健康意义的理解，扩展健康主体的话语空间，促进社会结构的改变。例如，拉伊汗·贾米尔（Raihan Jamil）等通过考察孟加拉裔工人对健康意义的理解发现，移民工人社区对健康的理解受到阿联酋社会移民政策、保险等诸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移民工人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往往以自主参与的形式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以维护自身的健康。
国外健康传播与体育健康传播研究的内容、理论和研究范式为我国体育健康传播的研究提供借鉴，特别是文化中心路径将文化看作形塑社会的关键性力量，肯定了将文化置于理解健康意义的核心位置，与中国当下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社会特征、群体文化特征和体育促进健康过程中的高情感体验高度契合，为笔者定义体育健康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1.2 多元价值和建构主义：后社会发展理论为体育健康传播研究提供前设
传统的客观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反映，是对客观事物的准确表征，知识只有在正确反映外部世界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正确的，客观知识就是真理。然而，建构主义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知识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并无最终答案。相反，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会不断出现新的假设，知识并不能精确地概括世界的法则，而需要针对具体情境进行再创造。从这一角度看，当我们进行体育健康传播研究时，首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对体育健康传播知识体系的生产是客观的还是建构的？我们对体育健康传播概念的理解是恒定不变的还是发展的？我们对体育健康传播的认识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我们在理解体育健康传播的概念时，哪些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文行文的基础。后社会发展理论则为上述问题的解释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体育健康和体育健康传播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后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发展理论的第4个阶段。社会发展理论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为己任，经历了“传统—现代”二元型发展模式的现代理论阶段、“中心—边缘”发展模式的依附理论阶段和“中心—边缘—半边缘（semi-periphery）”三元且可进行动态调整模式阶段。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社会发展理论借助其与发展实践互动的特质，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特征，进而发展成了后社会发展理论，即社会发展理论的第4个阶段。虽然社会发展理论最初研究的是经济领域，但后续的研究将研究对象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生态诸多领域，用于解释在地方、民族国家、区域、全球等多个层次中出现的问题。后社会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从主张经济增长带动社会发展到强调社会的综合发展，从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到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美国学者让·皮埃特斯将后社会发展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特征概括为：从宏观结构向行动者、地方性机构、制度转向，从解构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向，从决定论向非决定论、阐释学转向，从一元论向多元论转向，从欧洲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多极化转向，等等。
后社会发展理论是针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所形成的众多理论的集合。①后社会发展理论的底层逻辑是多元主义，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意义。多元主义的产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性和信息技术带来的多元选择的结果。凯克斯认为，多元主义意味着存在多种合理的价值和关于良善生活的合理观念，而且这些终极性的价值是不可化约的，即不同终极价值之间彼此没有加以比较的共同性，因此，秉承一元论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框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是令人质疑的。②建立在多元价值基础上的研究范式也应是多元的。不同的认识论都有各自认识世界的概念体系和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如量化研究方法秉承客观主义的本体论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质化研究方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则有着鲜明的建构性。③后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基础和方法论决定其在理解和分析这个世界时，采用的是非决定论和非本质主义的方法。这意味着从后社会发展理论出发，当把研究对象聚焦到体育健康传播领域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对体育健康传播的价值认识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知识是建构的，对体育健康传播概念的认识是发展的；我们对体育健康传播的认识水平取决于语境和社会条件，我们对其的理解是有限的，而非终极的。
1.3 可持续发展与去中心化：后社会发展理论对体育健康传播研究的启示
作为一种方法论，后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奠定了本文的前设，其丰富的理论资源也为本文提供了启发。后社会发展理论推崇多元价值，其“多中心化、可持续发展”主张契合了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对传播重新定义的需求和体育促进健康的特征。
后社会发展理论主张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在社会发展中面临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大等问题。从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的提出到2009年设立“全民健身日”，再到2010年和2011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2001—2010年）规划与《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2个连续性文件的出台，政府在体育健康领域从政策的制定到制度保障都体现了可持续性，然而，在政策制定上的可持续性并不意味着政策执行必然有效。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体育健康传播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体现在行动上解决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11%，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还处于前现代社会。就体育促进健康而言，“体育观念淡薄，农村体育设施不足，体育文化活动长期处在停滞状态，使得农民体育参与水平明显弱于城市居民”。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群体的农民工的情况更为复杂。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现有约2.86亿人”。“与农村体育环境相比，城市体育环境在体育参与的意识、设施、能力等层面都更具有‘现代性’与‘城市性’。”解决体育观念、体育行为和体育文化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异性是体育健康传播必须面对的问题。
（2）作为后社会发展理论新思维的参与式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认为“从决策的过程到项目的推广应鼓励和包含人民的介入，才能使国家意志具有可持续性”。后社会发展理论对参与式发展的推崇为我们转换对传播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果传播不停留在体育健康政策的宣传上，而是突出参与式传播，可以在缩小城乡体育健康观念差别、促进个体的体育健康行动、形塑体育社群文化上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有研究表明，参与式动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促进苏区、延安军民参与体育锻炼、增强集体主义精神的宝贵经验。
（3）可持续发展强调平等、公平、对底层的关注的思维方式契合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纲领，特别是将体育健康传播的主体从媒介和专家转移到体育运动者身上具有积极意义。
后社会发展理论主张的“去中心化”为解释我国在新媒体社会中表现出的社会结构扁平化特征提供了依据。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了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新媒体、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的普及消解了权威和中心主义，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扁平、松散和去中心化。“不可通约性、不确定性、非完整性、非连续性、碎片化、零散化”是后现代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成为中国进入众媒时代鲜明的“标签”。在众媒时代，新媒体发展的结果是大众媒介的中心性特征已经消失，大众媒体对社会影响式微，众声喧哗的自媒体印证了后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多极中心”。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思考大众媒介在健康传播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媒介中心主义的健康传播路径值得商榷。
后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关注平等公平、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倡参与式发展和多级中心等，符合体育健康传播主体的泛在性、体育促进健康过程情感化、文化弥散化特征，也为从社会健康角度全面理解体育健康传播提供了启示和理论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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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康还是运动健康：社会健康视角的阐释
体育健康传播涉及体育、健康与传播3个核心概念，理解体育健康传播有必要对这3个概念进行解释。首先需要解释的概念是体育健康。国内学者在指涉体育与健康关系时，较常采用的概念是“运动健康”“运动促进健康”，而非“体育健康”。有学者认为，“运动健康（促进）就是在运动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基础上，通过健康测评和运动素质测评，为个体制定全面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完整运动方案及相关建议并指导运动训练计划的完成，从而促进和保持个体身体健康”。如果把“体育健康”和“运动健康”作为能指，其所指是同一的吗？哪一个概念更符合从后社会发展理论延伸出的社会健康观和整体健康观？
2.1 从个体健康、精神健康到社会健康：健康观念的演进
从词源看，健康一词来自古希腊语Ὑγιεία，指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海吉雅。古希腊人把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者奉为健康偶像，从而赋予健康以共同体的信仰与信念。在西语中的健康（health）一词都具有“强壮”（hale）、“结实”（sound）和“完整”（whole）的含义，但是在中国古代《黄帝内经》中没有健康一词，只有平人，即正常人、平常人。因为健代表亢奋，是巅峰状态，人不可能永远维持，而康代表温宁、平和，可能适时调整。古代中医将保命全生奉为健康：日常身体不求健，但求和；生病时不求治，但求养，派生出养生、摄生、惜生、护生、厚生的众多境界。中国传统的健身方式强调身体活动与气息配合，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通过“意守、调吸”达到“护形”的目的。
人类对健康的理解分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3个阶段，分别对应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学3种健康认知模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消除疾病痛苦、获得健康长寿是社会大众对健康的终极追求。生物医学模式将健康定义为没有疾病，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的本质是一种以个体身体健康为目的的个人健康观。伴随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19世纪末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人们开始明确意识到，健康不应仅仅指个体的身体健康。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就指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病和不虚弱，而是包含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的完满状态”，其中提及的社会功能，即指向个人履行社会职责的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但是这样的健康观依然指向个体健康层面。
1980年美国社会学教授F.D.沃林斯基在《健康社会学》中提出“整体健康观”，将生物医学健康模式和心理学模式结合起来，建构起一种新的基于社会学意义的健康模式。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国际组织和学界对健康的定义不断进行调整和拓展。例如：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确立了社会健康的概念框架和行动领域，包括在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强调以健康为中心，建立性别平等的广泛社会共识，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等。一些学者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健康是由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相互作用的个体和群体不断创造出来的。因此，健康可被视为行动、选择、意图等的偶然结果，嵌入在一个包含社会思想、期望、社会实践和制度的网络中。费比奥·莱昂纳迪在批判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通俗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对健康概念的界定应该具有“非个人主义的”“健康的内涵必须同时包含不适（malarise）和幸福（well-being）”等九大特征。至此可以认为，健康从单一的身体健康拓展到了心理和社会机能层面，社会健康与个人健康议题并重成为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就十分重视通过国际大众体育运动来推动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奥委会等国际性体育组织在大众体育领域进行广泛合作。有研究表明，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来，作为国际社会实体国际奥委会不仅拥有与健康相关的社会资本，其推崇的团结、信任、协作、互惠、友谊、和平等奥林匹克精神在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健康中具有重要而显著的作用。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体育纳入“国际健康传播运动”中，体育与卫生医疗携手推动全球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2.2 体育>运动：体育健康概念的合法性依据
体育对于缓解压力、疏导情绪、提振信心的作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因而在社会健康领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国内在体育促进健康活动中存在体育、竞技运动、锻炼与运动等词语混用的现象。概念是使事物产生意义并对事物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语词。概念可以用来理解、观察、分析与推理事物，因此，使用哪个词语与健康搭配是在体育促进健康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胥琳佳等对健康传播领域最权威的两本期刊《健康传播》和《健康传播杂志》上所发表的原创性论文进行梳理，发现“锻炼（physical activity，PA）是健康传播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作者将physical activity翻译为“锻炼”，实际上这一翻译是不准确的。从字面直译，physical activity应是身体活动。世界卫生组织将身体活动（PA）定义为“由骨骼肌肉产生的需要消耗能量的任何身体动作，其中包括工作期间的活动、游戏、家务、出行和休闲娱乐活动”。尤卡·马蒂尔（Jukka Marttila）等根据心理、行为和环境等要素，将身体活动（PA）的领域分为5个主要类别，具体包括职业活动（occupational activity，如工作中的身体活动）、生活方式活动（lifestyle activity，如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娱乐活动（recreation activity，如跳舞或登山）、健身活动（fitness activity，如通过慢跑、游泳及散步来健身）、竞技运动（sport activity，如运动训练和比赛）。里查德·贝雷（Rechard Bailey）则认为身体活动包含了体育。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锻炼（exercise）是身体活动的一部分，涉及有计划、有条理和反复的动作，目的在于增进或维持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身体素质。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到：①在健康传播研究领域，身体活动（PA）是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②身体活动（PA）外延大于体育。
在西方语境中，竞技运动（sport）与体育教育（在中文中简称为体育，physical education，PE）泾渭分明。体育教育（PE）是通过锻炼和运动来提高个人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教育行为，其结果指向个人健康和社会健康；竞技运动（sport）则主要是以比赛为形式的身体娱乐活动以及有组织的/制度化的运动竞赛。《牛津英语词典》指出：sport是一项包含体育锻炼和技术的活动，尤指由规定的规则或习俗规定的个人或团体与他人进行竞争的活动（现代体育运动）；此外，sport也指通过运动竞赛来获取利润的产业，其本质是娱乐手段。
在中国，体育（Tiyu）被认为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运动（无论是否以竞赛的形式），也指教育行为和通过运动竞赛来获取利润的产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界“真义体育观和整体观之争”的焦点即：体育是身体教育还是包含了身体活动（ PA）、有规律的锻炼行为（exercise）和竞技运动（sport）等概念的总称？真义体育观认为，体育是指通过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身体教育。1978年，我国老一辈体育工作者徐英超认为，“体育是要按人体生理的需要而增强体质的办法，体育是为了育体，它不能违反生理（规律）有损于身体，如果妨碍了身体的发育，那就是盲目的运动，而不能叫做体育，体育的目的是促进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完善和人体生理的功能，使身体充分发达，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徐英超的体育观来自毛泽东提出的“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这一观点也被后来的体育学学者林笑峰等所继承，其强调体育具有促进身体健康的功能。整体体育观（大体育观）认为，体育（Tiyu）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形式，覆盖了身心2种状态的存在，既关乎身体的自我规定和发展，同时又与社会存在的规定密切相关，是PE和sport的结合。
在体育学和人体科学中对运动（Yundong）的认识也有较大差异，分别对应体育学中的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人体科学中的身体活动。竞技运动（sport）是以比赛为核心的身体活动，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杰伊·科克利（Jay Coakley）认为：竞技运动（sport）是一种制度上的竞争性活动，参与者在内部和外部奖励的激励下进行严格的体力活动或使用相对复杂的身体技能。竞技运动是否是体育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也产生过长达10年的争议。“在大陆人看来，只有建立在近代人体解剖学和力学基础上的体操运动（Gymnastics）才是最完美的‘体育’；而在户外泥泞与尘土中争夺胜负的竞技运动只是野蛮人的游戏，与高尚而纯洁的‘体育’风马牛不相及······户外竞技既无严密的自然科学根据，也没有卢梭《爱弥儿》那样的哲学基础，完全没有资格登上神圣的教育殿堂。”竞技运动对健康并非是有益的，而且有些竞技运动是损害健康的。在人体科学中，运动则与力学和解剖学有关，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是有一定强度、身体各器官参与较多的身体活动。根据代谢方式划分，运动可分为有氧代谢运动与无氧代谢运动两大类。
根据以上对身体活动、体育、竞技运动、锻炼等概念的辨析可见：身体活动（PA）涵盖范围最广，但它不是体育学范畴的概念，不适合指代健康促进中的体育概念；锻炼与运动强调的是有规律的、以增强体质为目的的身体活动，最终实现“促进身体形态结构的完善、发展体能，提高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目标。如果用锻炼和运动指称健康促进中的体育，则将体育局限在了提高个人生理机能层面，在“身体”“心理”“社会”三维健康观中忽视了后两者，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体育（Tiyu）不仅仅指身体的运动，还强调对个体身心和精神状态的积极促进作用。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经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下，体育促进健康的价值再次得到关注。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通用语言，体育具有超越国家疆界、社会阶层、民族认同，甚至超越政治信念、宗教信仰的共同价值，成为联结社会乃至世界的“团结的力量”。因此，包含了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有规律的锻炼行为，且具备健康内涵、社会学意义的“体育健康”比“运动健康”更适合指称体育对健康的促进作用。综上，体育健康可以理解为“通过体育促进个人身心全面发展和社会健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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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情感、低成本、主动参与性：体育健康的特征
与公共卫生专家采用宣讲普及健康知识、预防疾病以及医生通过医学手段治疗病人增进个体健康不同，体育促进健康的主体是运动者而非他者。体育健康与其他健康促进行动的主体存在差异，体育健康的高情感性、低成本性和主动参与性均是在理解体育健康传播概念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3.1 高情感性
在体育促进健康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激发个体积极的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具有高情感性。
从生理层面看，个体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一般伴随着鲜明的情绪反应。有研究发现，运动锻炼能够有效调控神经营养因子含量、糖皮质激素水平、中枢神经系统特定部位的形态结构以及前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诱导中枢神经系统海马神经发生，从而有效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可以作为干预抑郁症的有效手段之一。
从社会层面看，体育运动在促进社会健康方面的潜力也引起了部分学者注意。例如，曹昂对城市流动工人的跑步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城市流动工人“跑步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目的性导向到习惯养成，再到热爱和依赖的发展过程”，“跑团里的社交活动增长了流动工人在城市里生活的社会资本，缓解了工作的枯燥和压力”。周怡在对广场舞的文化分析中发现，城市广场舞群体突破了居住地域的限制，形成了趣缘群体，通过广场舞这样的运动形式实现交往与互动，获取同伴支持和心理慰藉。心理的变化、情感的体验和满足既是自我内在传播，也是与他人的意义共享。在此基础上，传播的“传递观”对体育健康传播过程进行解释具有局限性，同时也意味着重新审视体育健康传播中传播的意义显得非常必要。
3.2 低成本性
体育作为一种促进健康的手段在知识成本、空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等多方面均具有较低的参与“门槛”，这一特征赋予了体育健康传播实践参与式传播的天然优势，也决定了体育健康传播在促进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等边缘人群健康，助力贫困地区体育促进健康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预防为主、健康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是我国长期以来在建设“健康中国”事业中形成的战略共识。相较于看病治病，预防疾病是维护普通民众健康最适宜的低成本措施。在疾病预防方面，“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则是被写入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科学纲领。
相较于奉行专业主义的医药和公共卫生手段，体育作为促进健康的手段的“知识沟”小于医药和公共卫生手段。从空间成本看，最简单的走路、跑步、太极拳、八段锦、羽毛球、广场舞等运动需要的空间更容易获取。从经济成本看，上述活动的成本也比医疗卫生领域中的支出低，在体育活动中投入1美元相当于在疾病预防方面投入10美元或在医药治疗方面投入100美元。
3.3 主动参与性
后现代理论关注社会边缘群体，提倡参与式发展。高情感性等积极心理使体育促进健康的行动赋予了个体的主动参与性，而不仅仅停留在话语动员层面。体育健康不依赖某一具体的媒介或医药技术，而依靠主体的主动参与，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推广潜质。部分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发掘了低成本的体育健康参与式传播促进健康和助力社会发展的潜力。例如，黄黎新研究了小学生群体“体育与健康理念引领者”基于人际传播所产生的体育影响力，肯定了小学生通过参与式传播实现体育促进健康的可行性。
运动者通过体育促进健康行为的参与建立了所属群体，并在所属圈层和趣缘群体中通过情感分享强化了运动者的社会支持，增强了运动者情感互动和积极情感体验，建构了体育健康的文化意义，达成了体育健康共识，并进一步反哺运动行为本身。例如，林金玉等在广西清远市J村进行的妇女体育参与实验证明，通过参与式、互动式的体育行动，促进了农村妇女“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自我认同的加强和社会支持的增多” 。从此意义上看，体育健康传播的主体不再是媒体和专家，而是普通的运动者，这个运动者的身份可能是青少年、农村妇女、城市流动工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基于此，体育健康传播具有了全民性、普及性和遍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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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体育健康传播
基于体育概念的社会学意义，当“体育”代替“运动”与“健康”搭配以后，体育健康的范畴就超越了运动促进健康的局限，使体育学在健康传播领域与其他学科有了更大的对话空间。体育健康所具备的高情感性、低成本性和主动参与性以及体育健康主体的转换，使传统的建立在传递观上对传播的理解已经不适合体育健康传播，在当下众媒时代中国社会表现出的“去媒介中心主义”也需要超越传统的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观。
4.1 传递观与“知-信-行”认知框架：传统健康传播定义的认知局限
美国传播学者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里认为传播构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符号世界，“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他提出了传播研究的2种观念：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他认为，从“传递观”出发，传播通过传递信息来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信息的传递，“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在过往的体育健康传播研究中，采用较为普遍的是基于媒介中心主义的传递观来定义体育健康传播。例如，“运动健康传播即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工具，以运动与健康信息为核心内容，以提升运动参与水平及科学性为目标，进而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一系列传播活动”。该定义强调的“大众媒介中心论”强调的是“话语”传播，即通过话语宣传可以产生体育行动，忽略了体育健康的参与式特征，实际上话语可以增进认知，却不直接产生行动，这也是我国全民健身宣传无法实现底层动员的原因。
后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去中心化的主张，这符合我国当下媒介社会“去媒介中心化”的现实特征。媒介化社会是社会媒介化的结果，是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表述。随着社会媒介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媒介化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以个人为节点（nodes）相互连接、相互依托的网络。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演化的媒介化现实下，社会各领域的实体边界被消解、媒体的实体意义被抽空。可以想见的是，在一个“中心媒介”逐渐失去中心地位的众媒时代，个人所需要的不再是基于属性或功能的信息递送，而是“以人为中心、以场景为单位的连接体验”。就这一角度而言，媒介化社会以个人为节点的网络传播特征已经颠覆了“媒介中心主义”的传递观。在体育健康传播中，对传播的认知范式需要转换，重视人际交流和社区参与的参与式传播在媒介化社会日新月异的当下也因此更具现实意义。
在体育健康领域中另一种比较典型的对传播的认识是“知-信-行”认知模式，如“运动健康传播是将运动医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体育教育学等学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运动健康知识，并力图影响其运动健康态度、运动健康行为习惯，以提高小至一个社区，大到整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的行为”。如上所述，“知-信-行”认知模式揭示了个体可以通过认知和态度的改变产生行动，但是公众的体育促进健康行动的日常化和长期性需要新的路径来支持，因此，如同话语传播一样知识传播难以转换为行动。
4.2 传播的仪式观：定义体育健康传播的合理性
后社会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佩鲁特别强调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詹姆斯·凯瑞所建构的传播仪式观表达了文化作为形塑社会的力量，“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克里彭多夫认为，“传播”是人们之间的关联，这种传播活动的开展可以通过口头沟通、文本书写，或者其他类型的媒介，强调的是人们产生交集、共同生活的意义。在某种层面上，传播就是“在一起”（being together）。群体性的体育促进健康的行动所彰显的正是这样一种典型“在一起”的社会传播过程。
随着现代技术演进和社会变迁，詹姆斯·凯瑞的传播思想在后继学者的反思下具有了新的释义和拓展，如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仪式观的目的并非与传播传递观形成对立，而是寻求某种主流研究范式以外的突破。也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随着硬件普及和内容的巨量供给，传播活动日渐多发、普遍，因此，应对大众传播时代被宗教神圣色彩所掩盖的仪式（ritual），在英文语境中的另一层涵义—表示惯例和常规—给予重视。体育本身就是具有某种“玩法”或规则的游戏，这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基于对传播是“人们在互动中创造意义的过程”的认识，语言、历史、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等要素皆影响了健康意义的构成。体育参与者在所属圈层和趣缘群体中产生的互动、分享、共情和动员强化了运动者的社会支持，增强了运动者情感互动和积极情感体验，建构了体育健康场域的文化意义。这种体育健康文化一方面以文化浸淫方式重塑体育健康场域，进一步增强群体对参与者行为的规范，另一方面体育健康传播可以以文化弥漫的方式重塑体育健康传播的内部结构，激发个体特别是“体育贫穷者”（sport poor）实行有效的体育健康动员。
体育健康比运动健康的概念更符合社会健康发展趋势。在众媒体时代“去媒介中心主义”的现实背景下，体育健康呈现的高情感、低成本和主动参与的特征凸显以传递观为底层逻辑的健康传播路径的局限，并反衬出传播仪式观的价值。据此，笔者认为，从传播的仪式观入手定义体育健康传播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和体育健康的特征：体育健康传播即个体在体育运动中通过体育健康知识、经验、情感和意义的分享，实现体育健康文化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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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当健康问题被看做一个特定市场关系中有着自身科学规律的专业领域时，它的各种历史限定性条件就往往会被研究者无意识地忽略。这种将健康问题视为一个专业科学问题，而忽视其社会政治维度的倾向自然会影响健康政策、健康教育、健康传播等服务于这一领域的应用型社会科学研究，难免会限制专业研究的想象力。”体育健康传播研究领域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后社会发展理论以多元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和视角的多元化，使我们对体育健康传播认识不以追求唯一的、本质主义的答案为目的。后社会发展理论为体育健康传播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为未来体育健康传播研究范式的建构和多元实践路径提供了多种可能。本文对体育健康传播概念的定义只是抛砖引玉，未来希望有更多学者在体育健康传播的本体论和价值论上进一步探索。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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